中国古代文论素有取譬万物以论文的传统。天地万物，小到人的身体发肤，大到天道运转朝代兴替，人间间统统社会实践、现实存在都可以被用来譬喻、言说和探求文学创作的内在奥妙。“以兵喻文”在弘大的文论取譬体系中作为“征象级”的存在尤为突出。通过对这一文论征象的研究，可以一窥文论诗性传统对社会文化生理的承载，以及古代兵学思想的分外影响和代价。
以兵喻文涉及军事行为的方方面面，席卷武器装备、将帅兵员、阵法、律令、旗帜等基本兵家要素，涵盖计策战术层面的兵学聪慧，以及军事行动中积累的历史履历和情绪体验。如宋杨万里《诚斋集》“作文如治兵，择械不如择卒，择卒不如择将”；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古代“常山蛇势”阵法称“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称“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元人杨载《诗法家数》论七言古诗须“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明末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称“意犹帅也，无帅之文，谓之乌合”；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夫诗有声焉，有律焉。气莫盛于声，法莫细于律，皆与军旅之事相通者也”等等，险些自然天成、信手拈来，五花八门不可尽数。
梳理文论史，大规模引兵家意象术语入文学批评早见于文论元典《文心雕龙》。刘勰身处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感化于研读兵法之时期趋势，文论思想受《孙子兵法》等兵家文籍的影响，其《文心雕龙》不仅以《檄移》篇论讨伐之文的强大舆论战功能，并在《通变》《定势》《附会》等篇引用兵学术语，融兵法为骨干，可谓开风气之先。有唐一代，士人重武功好边塞，以兵喻文之风益盛。晚唐杜牧曾注《孙子十三篇》，引兵事入文论挥洒自如，其《答庄充书》云：“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壮大而辅不洒脱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快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纭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宋以降，“文章一道，通于兵法”（《聊斋志异》冯镇峦评本卷首读“聊斋杂说”引沈确士说）的不雅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习见如以“作文如治兵”“作文如用兵”等类似句式打头，紧接着浩瀚源于兵家的术语意象呼拥而至，如锋、犯、气势、奇正、张弛、擒纵、伏应、主客、稳扎稳打、救首救尾、伏脉千里、强弩之末、单刀直入等等，列阵案头屈服论者调遣，广为铺陈于散文、诗词、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的评论中。以兵喻文的文论传统被沿用下来。例如朱光潜《谈对话体》论及中西方作文的差异时说：“中国人作文真正要‘布局’，西方人作文实在是‘理线索’。拿用兵打比，中国文章是横扫，要占的是面；西方文章是直冲，要占的是线。”直至今日，兵法与作文的类似讲述还时时涌如今各种写作学文章。
以兵喻文传统的形成，事出有因，渊源有自。
其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笔墨实践与军事实践的政治性共生。军事与文学彷佛互不交涉，但是在现实中，两者都是政治的参与者构建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戎”：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流血的政治；“祀”：沟通天地人的宗教仪式，是商周统治者强调自身统治合法性和贵族阶层分外性的有力工具。中国最早的“诗”源自记录“祀”的甲骨卜辞，在血脉中就承载着意识形态构建功能，做事于统治阶层的思想培植与传播，并与军事实践相辅相成。故而在正统政治不雅观念中，一文一武是立国承家之道，文事武备、武植文种。由此，从政治功能层面进行取兵喻文是常见的。如《战国策》载有鲁仲连一箭书可退百万兵。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文心雕龙·论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兵。”沈约《宋至书·袁淑列传》载其奏议曰：“罄笔端之用，展辞锋之锐，振辩则坚围可解，驰羽而岩邑易倾”。强有力的论说之词与军队一样可以取得使对方屈从的效果。
其二，“士之角文，当如战敌”，丰富强烈的战役体验与文论传统的诗性相遇。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光鲜的诗性特色，其理论范畴体系不是出于书斋的玄想，而是出于履历的阐述或归纳。军事行动以其履历的普遍性、肉体体验的强烈性使其成为履历式论说的主要选项，故而唐代林滋《文战赋》称“士之角文，当如战敌。”战役在人类历史上险些和氏族社会同时涌现，有学者乃至认为是军事组织的须要匆匆成最早的国家的形成。中国早期历史上战役频仍，《左传》所记大小战事480多起。直击肉身的光鲜体验、沙场的惨烈印象和计策战术的经典博弈积淀为人们共同的影象，为其成为文学批评的取喻工具供应了履历根本。如文学可以具有兵器般的锋锐。《文心雕龙·奏启》云：“笔锐干将，墨含淳酖”，用名剑干将形容笔锋之利。文学演习犹如兵家演习之磨砺身心。（宋）许顗《彦周诗话》云：“诗有力量，犹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时，不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处，分寸不可强。”文学大家具有名将的逼人气势。沈德潜《说诗晬语》：“少陵歌行，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不雅观，蒲伏提高，不敢仰视。”文场之竞争有如军事竞争的激烈。清佚名《静居绪言》曰：“金元之际，要惟元遗山骚坛一旅，驰骋其间，摩盾横槊，英姿飒爽，可入东坡之垒，张放翁之军。”夸奖元好问的诗文风格与苏轼相似，其在金元诗坛上的地位可与陆游相提并论。以兵喻文，以普遍存在且易为理解的军事履历为文论的履历型论说供应了便捷之径。
其三，“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早熟的兵家哲学对文论思辨的渗透。魏源《孙子集注序》感叹道：“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丰富的军事实践匆匆成了兵学思辨的早熟。军事活动极其繁芜，始终处于激烈的抵牾对立的动态发展变革之中，去世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从西周期间的《令典》《军志》《军政》，到《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大量兵学范畴中表示的辩证法和对抵牾的处理不仅辅导了古代的军事实践，也为士人供应了哲学思考的不雅观点、用语和思维工具。学者饶宗颐在《文辙》一文中指出：“兵家紧张不雅观念，后世施之于文学，莫切于‘气’与‘势’二者。”虽然“气”“势”不是兵家的专属范畴，但《孙子兵法》等兵学经典在阐释过程中授予其丰富的形象性和实践品质，为后世文论家们所借鉴。如《孙子兵法·势篇》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认为善战者擅于创造险要的势态，进攻的节奏则是短匆匆的，在“势如彍弩”的引而待发中蕴藏着横扫千军的气场。刘勰《文心雕龙·定势》采取其不雅观点和用语，称：“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用“机发矢直”之势来突显文学的力量和动感。此外，兵学中大量对立统一的范畴体系为文论家们供应了辩证思维工具。如《孙子兵法》从兵学角度提出了“攻守”“奇正”“强弱”“治乱”“勇怯”“速久”“众寡”“虚实”等两两相对的范畴，这些抽象的观点被利用于剖析详细的军事实践，通过周密客不雅观的不雅观察迅速准确地捉住症结以办理现实中最紧要的问题。这种思辨理路具有很强的通用性，能自然地融用于艺术批评之中。如明代李腾芳《笔墨法三十五则》称“古人用字如用兵，无不以一当百”，“字法甚多，有虚实、深浅、显晦、清浊、轻重、偏满、新旧、高下、曲直、平仄、生熟、去世活各样。”便是利用兵学思辨来稽核文学写作技法。
其四，“文武之术，旁边惟宜”，士人知识构造中的兵学与文学的共建。在传统知识系统中，兵学从属于子学，源于诸子百家中的兵家。与儒道等偏于政治伦理和人生哲学的探索不同，兵家著述多为兵战实践根本上的履历总结，最富有实践品质，也最能承载儒学传统主导下士人为国立功以求不朽的远大志向。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指出：“文武之术，旁边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
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因此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奇迹，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讥讽不知兵的“大儒”：“安有谋人之国，有暴乱横起，蛮夷乘其边，坐于庙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在士人看来，士大夫必须承担起社会任务，如儒家贤人周公、孔子那样“大圣兼该，文武并用”，兵学是“梓材之士”必备的知识涵养。由此，对付士人而言，以兵喻文既能向众人展示自己广博深厚的知识涵养，同时从中亦能间接地得到“纬军国任栋梁”的情绪知足和代价支撑。
综上所述，以兵喻文是中国传统文论取譬万物的诗性传统的表示，由于军事行为和文学创作共同存在的政治性、普遍性和繁芜性，使得“兵喻”在文论话语中得以广泛利用并传承。同时，通过对古代文论中兵学范畴的研究，见出军事科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地位和文化代价，兵学理论不仅辅导着军事实践，兵学思想还得以在哲学和文化领域广泛运用，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深刻、持续的影响。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3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