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毕业季。
1934年春夏之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也面临着本科毕业的诸多问题。
论文写作、人际关系、求职深造……《清华园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1932—1934年间在清华大学三年级、四年级的读书学习经历,个中既有迷茫和忧虑,也有坚守与无畏。
隔着90多年的光阴,回望青年季羡林的读书生活和志业追求,仍可为今日之青年供应勉励与启迪。

季羡林师长西席不但通英文、德文、俄文、法文,也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措辞学、文学、佛学、史学等多方面都有卓越的学术贡献,堪称东方学泰斗。
《清华园日记》是他1932—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光阴的真实记录。
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虽然也会吐槽老师、抱怨考试,但仍旧努力上课、负责备考,思维生动、严格自律的大学生形象。

青年时期的季羡林

青年季羡林对付读书生活的热爱,对付学术志业的神往,非常触动人心。
难怪90多岁的季羡林重读日记,都会忍不住喜好上了70年前的那个自己——痴迷读书、率真坦诚、心气高傲的毛头小伙子,纵然在迷茫与失落望中,也会见告自己,“在漩涡里抬开始来,没有失落望,没有悲观,只有干!
干!

在漩涡里抬开始来季羡林与清华园日记

学业之苦:

“干”的锐气与“放”的勇气

1930年,季羡林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与全国数千考生一起来到北平投考大学,终极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清华大学1926年设立泰西文学系,1928年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季羡林在日记仍沿用泰西文学系的名称。

季羡林告别了来投考时居住的满是蚊子臭虫的小公寓,在以水木著称的俏丽的清华园,开始了大学生活:“清华园这个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
每当隆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彷佛比别的地方多……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
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喷鼻香飘溢。
等到蝉声消散,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装玉塑……我们就愿望春天的来临了。
”(季羡林:《清华颂》)

光阴悄悄流淌,四季循环更替。
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开始于1932年8月,这时他已经在清华园度过了两年光阴。
劳碌的新学期很快开始,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记述了选课的情形:“清晨就跑到二院。
先缴费……后注册,再选课。
我选的是三年德文、二年法文、文艺复兴、中世纪、莎士比亚、当代文学、近代戏曲、泰西小说,40学分。
我还想旁听Ecke的Greek[希腊文]和杨丙辰的Faust[浮士德]。
今年一定要大忙一气的。

从季羡林的选课情形,大致可以看出外国语文学系的专业课程体系严整、内容丰富。
各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各种报告、谈论、考试、论文频繁,主干课程是全英文授课,学业压力很大,稍有懈怠就可能跟不上。
例如,英籍教授吴可读(Pollard Urquert)的当代长篇小说课程,内容包括当时出版还不太久的两部天下文学名著《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
这两部作品都比较晦涩难解,季羡林阅读原著就花费了相称长的韶光,教室上也听得云里雾里。
这位西席在教室上全英文讲授,学生们随着记条记。
他语速又快,季羡林常常在日记中忍不住吐槽:“说得倍儿快,心稍纵即听不清楚”,有时上午连上两节吴可读的课,乃至忍不住大呼“真正要命已极”。

日记中像这样对繁重的课业和考试的吐槽,还有很多。
有的课程内容过多,抄条记“把手都抄痛了”;有时一天连着上课,坐得屁股都痛;有时要花很多韶光预备作业,以为“真是天下第一大痛楚事”;有时临时得知有课程考试,赶紧准备作业,“冒死看——头也晕,眼也痛,但也得看,不然看不完”;到了期末连续考试,更是“头痛身疲,如乘三日火车”;偶尔也会忍不住发泄一下感情:“这些忘八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灰心,还整天考,不是你考,便是我考……”

晚年的季羡林在清华校园

当然,抱怨和吐槽只是青年学生疏解生理压力的一种办法。
季羡林对专业学习实在是绝不懈怠的,很多时候纵然熬夜也要完成既定的学习操持:“我本预定看Sons& Lovers[《儿子与情人》]到一百四十页,看到一百三十页时,施、武二君来谈,直至十一点始走,我决定非看完弗成。
……终于看完了,而且还多看了几页。
然而眼苦矣。
睡。
”年轻人渴睡,常常性的熬夜学习当然会以为辛劳,但繁重的课业压力并没有消磨季羡林的求知激情亲切。
除了正式选修的40学分的课程,他还选择性地旁听其他感兴趣的课程,迫在眉睫地汲取各种知识:“晚上旁听杨师长西席讲Faust[浮士德]。
这次讲的是民间传说的Faust的历史演进。
关于这个题目,我曾经译过一篇Francke的东西,然而同杨师长西席讲的一比,差远了。
……今晚讲的材料极多而极好。

除了这些专业课程,作为外国语文学系的学生,季羡林还要兼顾多门外语的学习。
当时泰西措辞文学分英文、德文和法文3个专修方向,规定学生选修某种措辞从一年级一贯到四年级,即为某种专修方向。
季羡林选择的是德文方向,但他同时坚持选修法文课程,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多门零出发点外语学习要想齐头并进,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非加油弗成”成了异日志中随处可见的自我勉励格言:“清晨上法文。
练习做得太坏,非加油弗成”;“过午读Keller[凯勒]。
生字太多,非加油弗成”;“德文非加油弗成。
最近我由于有各类的感触,先想到加油德文,又法文,又英文——都得加油了……总而言之,三者都加油,同时也还想学Greek[希腊文]。
”这一年,季羡林在主修德文、法文、英文的同时,还选择了旁听希腊文与俄文。

他一贯有学习希腊文的欲望,认为“希腊文学是人的文学,非学希腊文弗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内在动力,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之下,季羡林希腊文的学习居然也坚持了下来。

比较之下,俄文的学习就不那么顺利。
9月16日他第一次旁听俄文,创造教授只把字母念了2遍,就写出字来叫学生念,字写得又不大清楚,弄得初学者一片茫然。
几天之后,季羡林仍旧为俄文学习而苦恼不堪:“清晨只上了一班法文,大部分韶光都用在读俄文上。
俄文的确真难,兼之没有教材,陈作福字又写得倍儿不清楚,弄得头晕脑浑,仍弄不清楚。
过午上俄文,大瞪其眼。
”就这样,旁听了几次零出发点俄文课之后,他既跟不上老师的传授教化方法,又觉占用了太多韶光,实在不堪重负。
经由负责考虑,季羡林决定暂时放弃俄文学习:“今年课特殊重,再加上俄文实在干不了,因陋就简地干也没意思。

年轻学子对知识总有广泛的兴趣和无限的好奇。
不过,在韶光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形下,如何避免过度内卷,降落效率,也是须要直面的问题。
年轻的季羡林,无论是坚持旁听浮士德和希腊文两门课程,还是暂时放弃对零出发点俄文的学习,都有自己严谨的考量和判断。
正所谓贪多嚼不烂,他既有“干”的锐气,也有“放”的勇气,可谓是一种取舍的聪慧。

读书之乐:

荷塘月色中的空想读书生活

作为外国语文学系的学生,阅读各种外文原版图书,也是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些原版图书,可以从图书馆借阅到一部分,不过大多数新书、教材以及个性化阅读的书本,仍需自行购买。
例如,叶公超课程的英文原版教材《当代英美代表墨客选》,学校打7折订购还要9.7元。
那时,清华大学每月的餐费是6元,炊事非常好,每顿都有肉。
这本价格昂贵的英文教材,相称于学生一个半月的炊事费,算是非常奢侈的消费了。

季羡林爱书如命,大学期间顶着经济压力购买了大量图书。
这些昂贵的外文原版书,有时须要提前良久预定,漂洋过海邮寄到海内。
《清华园日记》记录了他频繁订购图书的情形。
以1932年为例,从8月22日至10月3日不到两个月的韶光,共购买书本9次,画1次。
就在10月4日,季羡林又方案起更伟大的购书操持:“忽然决意想买Robert Browning[罗伯特·布朗宁],共约二百元。
今学期储最少二十元,放学期一百元,明年暑假后即可买到。
”这是季羡林刚刚写家书要40元钱的第2天,而200元则相称于季羡林两年半的学费。
清华大学每学期的学费是40元,在学生毕业时返还,作为毕业旅行之用。

这个斥200元巨资购买罗伯特·布朗宁文集的伟大操持尚未实现,10月20日季羡林又开始了其他书本的购买操持:“我已决意买Dante[但丁]全集(Temple Classics[‘庙堂经典’丛书],十二元)、Chaucer[乔叟]和Rubaiyat[鲁拜集]。
我本想不买此书,由于已经决定买R.Browning[罗伯特·布朗宁]了。
但是一时冲动,没办法,非买弗成。

从这些日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季羡林是如何渴望和痴迷于“坐拥书山”的生活。
他每次到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去,瞥见其丰富的藏书,“总倾慕得馋涎欲滴”,“以为个人那点书的微小”。
他乃至以为自己“对书仿佛生了极大的爱情”,“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想倘若这里有一架书,够多好呢!
”和同学一起游西山,他都会突发奇想,“这样柔美的地方,再有一架书相随,切实其实是再好没有了”。
据他自己所说,购买图书的用度,占其全部生活费的三分之二以上。

除了订购图书,《清华园日记》中还有很多季羡林借书、读书、抄书、译书、与师友谈学论书的记录。
他自称“书迷”,与同班几个同是“书迷”的同学,志趣相投,每每见面所谈,大部分也都与书本有关。
与书为伴,成为他空想的生活办法。
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的诗意体验,也大多与校园读书生活有关。

《清华园日记》的第一条,便是季羡林空想的读书生活之写照:“清晨读点法文、德文。
读外国文本来是件苦事情,但在这个时候却不苦。
一方面读着,一方面听窗外风在树里面走路的声音、小鸟的叫声……声音无论如何噪杂,但总是含有诗意的。
过午,感到疲倦了,就睡一觉,在曳长的蝉声里朦胧地爬起来,开始翻译近代的小品文。
晚上再读点德国诗,我真想不到再有比这好的生活了。
”这样宁静的读书生活,可谓天上一日,人间一年,颇有一点神仙般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意。

除了在鸟鸣和蝉声里晨读、翻译,季羡林也常在晚间一边躺在床上看图书杂志,一边“听窗外淅淋的雨声、风在树里走路声”。
宿舍熄灯之后,他还常常秉烛夜读:“万籁俱寂,尘念全无,在摇荡的烛光中,一字字细读下去,真有白天万没有的乐趣。
”这是他在烛光下阅读德国墨客荷尔德林诗作时的感悟。

第一次体验到在烛光下读诗的意境,他欣喜地操持,往后荷尔德林的诗歌阅读,全部在烛光里完成:“每天在这时候读几页所喜好读的书,将一天压迫全驱净了,然后再躺下大睡,这也是平生快事罢。
”熄灯之后已近午夜,一整天繁重的课业学习终于告一段落,季羡林却不急于安歇,而更渴望在万籁俱静的午夜,借着摇荡的烛光读诗,以此洗涤身心,触达神秘而辽远的诗歌艺术的乌托邦。

青年季羡林诗意的读书生活,也来自清华园清幽、浓郁校园氛围。
清华园的春夏秋冬,各有其美,但最为著名的,当属夏秋之际的荷塘月色。
一次,他与同学去拜访老师吴宓,不巧吴宓家里正有客人。
点点星光之下,季羡林在荷塘边久久期待,深刻感想熏染到了清华生活的诗意。
清华园的荷塘,因朱自清师长西席1927年揭橥于《小说月报》的散文《荷塘月色》而著名,是不少人憧憬的诗情画意之地。
不过对生活在校园中的莘莘学子来说,平时读书上课,拜师探友,随时可能途经荷塘,匆匆一瞥间大概已经习以为常了。

恰在这样一个夏夜,季羡林访师友而不得,“坐荷池畔,听鱼跃声。
绿叶亭亭,依稀可辨”。
在斑斓的星辉和小院书斋的点点灯光共同点缀下,他久久沉浸在“飘然似有诗意”的荷塘夜色中,可谓偶得一宵之闲,复返自然之趣,身临其田地体验了一回《荷塘月色》中的清幽意境。

这种美好的校园氛围,乃至可以缓解青年学子们沉重的生理压力。
季羡林就曾说,自己暑假在山东老家遭遇的各类烦恼与压力,一回到气氛浓郁的读书生活之地,就被清华园“满园翠色”治愈,感到“心里烦恼”都“一抛而开了”。
在这样清幽的校园环境里,按照兴趣自由地读书、翻译、访师、会友、购书、远足,确实是“想不到再有比这好的生活了”。

季羡林乃至以这种诗意的读书生活为范本,在日记中设想了自己未来:“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安乐椅],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
”这时的季羡林还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尚没有明确将来的志业方向,但他已经朦胧地设想了未来的空想生活——既有舒适明朗的书斋,也有坐拥书山的文献,但更主要的,因此阅读、翻译为核心的读书人的生活。
这种对未来设想,可以说正是升级版的清华园的读书生活。

学问之趣:

旁听来的学术启蒙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对自己的人生志业有过很多设想,基本指向学术研究。
在1933年8月的日记中,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反复思考与推敲,列了3个将来可选择的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或“印度文学及Sanskrit[梵文]”,“三者之一,必定要负责干一下”。
他始终认为,“中学是培养职业人才的地方,大学是培养研究人才的地方”,如果大学毕业“不能连续研究,比中学毕业还尴尬”。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手稿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手稿

事实上,当时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实行的是博雅教诲而非研究型教诲。
吴宓在1926年代理系主任时就曾对其培养目标有明确解释:“本系课程体例之目的,为使学生得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理解泰西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熟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海内教授英、德、法各国措辞笔墨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先容流传。
”(吴宓:《本校泰西文学系课程总则及解释》)吴宓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本科教诲中看重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诲,只有到了研究院阶段,才会更加专注于学术能力的培养。

因此,一贯认为大学应培养学生学术专业能力的季羡林,潜意识中有很强的对研究型课程的期待,对清华大学外文系侧重零出发点措辞教诲和博雅教诲的方向,当然不免失落望,常常抱怨教授们没有科研专著,也不讲研究方法,以为自己每天在各种课程中疲于奔命。

大概正由于季羡林对大学课程潜在的“学术”期待,本科4年,他的兴趣不在那些重博雅人文教诲的必修课,最推崇的却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的“文艺生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
他后来认为,这两门课对他生平的志业选择和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尤其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可以说是他生平志业选择的出发点。

陈寅恪自幼家学渊博,国学功底深厚。
曾在10年间游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名校,研习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蒙古、英、法、德等多种措辞,在历史、文学、措辞学等方面成绩颇深,1925年返国后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不过,在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的1930年,国学研究院已经停办,陈寅恪此时转到历史系连续任教。

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仍是延续国学研究院的上课思路,属于范例的研究型课程。
季羡林虽然是旁听生,但十分负责,专门去城里的寺庙购买了教材《六祖坛经》。
陈寅恪讲课,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阐明、考证、剖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殊把稳。
他的剖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越剥越细,愈剥愈深,本其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浮夸,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这种科研方法,仿佛点燃一盏学术之灯,照亮了季羡林的心路:“他仿佛勾引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弯曲,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终极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切实其实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浩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在海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备该当的……”(季羡林:《回顾陈寅恪师长西席》)

季羡林心底一贯有朦胧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渴望,但在本科必修课中始终没有找到路径。
在陈寅恪的课上,终于有了“朝闻道”的豁然开朗。
虽然他当时只是一个旁听生,从来没有专门跟陈寅恪教授互换和请教过,但他终生敬仰陈寅恪师,后来从事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措辞的研究,同陈寅恪师长西席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季羡林本科阶段深受西方人文主义博雅教诲熏陶,英文水平也有了质的提高。
同时,他还选修了德文、法文、俄文、希腊文、梵文等多门措辞课程。
虽然他对这些语种节制的程度不同,有些只是浅尝辄止,但是4年的不断积累,对他未来建立多语种的学术视野相称主要。
而陈寅恪、朱光潜两位老师在研究方法和志业方向上的启蒙,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照亮了他的学术之路。

志业之忧:

在漩涡里抬开始的追梦者

1934年春季,季羡林到了毕业季。
3月27日,他完成了学位论文《论荷尔德林早期的诗》的写作。
这一学期,他的日记中没有购布告载,满是毕业季的忙乱与怅惘。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考试和论文,除了“苦坐”“头疼”“考题非常讨厌”等等,便是“心里空空的”“心里颇有落寞之感”。
6月11日,季羡林考完末了一门课philology[措辞学]之后,大学的学习就此画上句号,没有预想的高兴与愉快,“除了心里有点空虚以外,什么觉得也没有”。
考取清华大学时那个斗志昂扬、眼高于顶的少年才俊,已恍如隔世。
4年倏忽而过,季羡林仿佛转眼间成了出息未卜、四处探求出路的青年。

感情的低落也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一期间季羡林常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孤独和对朋友的失落望:“我认识了什么叫朋友!
……我为什么不被人家看得起呢?”季羡林对昔日朋友们的抱怨,紧张来自人生志业没有着落的焦虑和失落落。
由于那时候,大学生虽是百里挑一,但社会上相对应的职位也是一样稀少。
到了毕业季,大学4年的同学们立时就要各奔出路,大家各自面临升学或就业的压力,只能“各显神通”地寻求道路,有时潜在的互比较较、竞争也在所难免,这给彼此都带来一定的压力。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当时盛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盛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落业’。
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
我面临着承担家庭紧张经济包袱的重任。
但是,我吹拍乏术,奔忙无门。
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彷佛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壁镜子》)

毕业在即,季羡林的叔父又刚好失落业。
他6岁过继给叔父家,由叔父和婶母抚养终年夜,供他读大学,并包袱他妻儿的生活。
现在这统统的经济压力,都要落到季羡林肩上。
此前,季羡林曾有过在清华研究院连续深造的想法,以为“想从事的奇迹”,“现在才开头,倘离开北平,就不随意马虎连续下去”。
但是,由于家庭经济陷入困顿,婶母不断敦促他尽早事情,季羡林终极暂时放弃了连续深造的动机,应邀回到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担当一名国文西席。

季羡林在济南省立高中拿到每月160元的高薪,包袱一家人的生活还绰绰有余。
但这舒适的小康生活,始终不能让他的心灵得到安顿之感。
一年后,清华大学启动了一项与德国的研究生交流操持。
这次交流操持,德方只为中国留学生供应每月120马克的用度,当时官费留学生一样平常是每月800马克,以是这个项目的条件并不算空想。
但是季羡林没有犹豫,急速写了申请。

1935年8月,24岁的季羡林回到清华办理赴德留学手续,在工字厅租了一个床位。
同屋一位已毕业并任保险公司总经理的学长,再三奉劝他到德国后就学保险专业——留学韶光短、返国谋职快、经济回报高,可以早日捧到一只“金饭碗”。
这对靠百口举债筹资才得以出国读书的季羡林来说,确实是相称有诱惑力的选择。

但是,季羡林后来坦言,自己当时虽然尚未确定专业,却一向对做官、做生意都无兴趣,对发财亦无追求。
如果选择老学长推举的这只“金饭碗”,只能说是钻营了一个职业,却与自己大学期间对措辞的研究兴趣完备相违背。
于是,毕业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季羡林,自比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带着“万里投荒第二人”的心境踏上留学之路,决定屈服内心的渴望,追寻自己真正爱好的终生志业。

季羡林说,重读过去的日记,“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孔,而且也可以创造我之以是成了现在的我的缘故原由”。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季羡林有一次和好友李长之谈心,谈到文学、哲学,又谈到王国维师长西席的刻苦励学。
李长之说:“一个大学者的造诣并不若何神奇,实在平淡得很,只是一步步走上去的。
”这句话给年轻的季羡林很大震撼,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颇故意义的一天。
”大概,季羡林生平的治学之路,正是践行了李长之这句话。
一个大学者的出身,并不是什么惊才绝艳的传奇,而这天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平淡淡的学术坚守。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4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