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为了记录而去干事的“颠倒乾坤”的行为对我的生活和事情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虽然说事情都是实事没有弄虚作假，但是干工作的心态很不好。就像那些每天早上起来往后就要寻觅本日的食品的动物，不管自己现在饿不饿，撑不撑，反正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如果完不成，即便不会把自己饿成什么样，但是内心的那种负罪感就久久不能平复。
我后来由于什么停滞了写日记呢？便是由于这种每天都在找事情坐的习气逐步地不适应我自身发展的须要了。随着年事的增长，要把韶光精力均匀分给每一天这是很难做到的，越来越不由自主是一方面，脑筋里的想法越来越繁芜，不再仅仅关注一时的支配是另一方面。小的时候，每天给自己安排一件玩乐的活动就够了，本日做完了，来日诰日又是新的自己，又可以做别的。终年夜往后，就须要越来越多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活动，不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当然也不能在一天之内记录。
以是这么看来，让我摆脱记日记的须要对自己日常活动的掌握的，并不是我自己的主不雅观意愿，而是客不雅观存在的这些局限。当然，客不雅观的这些局限实在也是可以应对的，比如把日记改成周记、月记、年记。不过在实践中我没有料想到这一层，也就错过了顺势而动的机遇。好在，正好由于这样的遗憾，我品尝到了在不受那些“申报请示”哀求的环境中干工作更加得心应手的舒适感，以是自然而然地摒弃了原来的形式主义的自我管理模式。
实在，不管是要给别人看还是给自己看，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有了这种做事于“表面光”的心态，就难免要徒增一些没有本色意义的能量损耗。为了那点没有代价的心安理得，不是身体累便是心累，实在累来累去都是一场空。而如果摆脱这种心态的束缚，只盯其实效去干工作，不在真的没事情可做的时候焦虑，也不在事情多的时候惋惜，实在人生会更充足、更有质量。
——2024年7月31日
《浅尝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