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主打Y2K风格且风靡海内外文化市场的韩国女团New Jeans
另一个有趣的征象是，随着“林萧你现在骂人可真高等”“本日我们聚在这里”等台词和“倒红酒”闺蜜梗在b站的二次创作中形成潮流，郭敬明的《小时期》系列作品也成为互联网千禧一代“文艺复兴”的一个怀旧标志。大众对郭敬明的印象彷佛早早被“青春伤痛文学”定型，多数在青春期阅读郭敬明的90后和00后在青涩的中学时期结束往后，都要经历一个告别乃至谢绝郭敬明的过程。在这样一个“盘点耻辱”的语境里，彷佛郭敬明也可以被大冰、张嘉佳等名字随意置换。那么问题就在于，郭敬明，或者说他的《小时期》衔接起的年轻一代对大都邑的想象是分外的吗？这种分外性何以在今日被互联网用户再次召唤，并在残酷与温存并置的小说中提取了温存的一壁，使统统对“时期姐妹花”的往事重提都附上了一层甜腻温馨的光晕？
怀旧影像中的经济体验和未来想象
环绕在郭敬明身上的争媾和标签实在太多，只管一向重视跨媒介发展的他近年还在频频参加综艺、参与影视制作，但干系争议的多义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针对作品本身的谈论，尤其是《小时期》对时期特色的充分把握，和对90后乃至00后青年文化生理的精准捕捉。
在不少学院派研究者眼里，郭敬明所代表的未成熟就贩售的“抽芽体”写作形式，和《小时期》所指向的被新自由主义裹挟且未经反思的青年代价不雅观念，都是消费主义深刻影响文化生产环节的各类“后当代表征”。不过，《小时期》和郭敬明的分外性，必须要放在怀旧消费的语境里才能辨认。该当说，只有在2020年代电影《小时期》二创潮流涌现往后，郭敬明而非其他80后创作者对青年受众的影响才有了更清晰的表示。
《小时期》经典台词成网络热梗（图源@小王今日有梗）
之以是这些二创为大众喜闻乐见，或许是电影里那些拜金主义的场景、妆造和台词经由戏谑模拟，已被解构得分开了原有的代价取向，成为普通人“互联网发疯”的精神解药。另一方面，《小时期》电影一向被诟病“重场面轻情节”，在本轮重温中却以强时尚元素、高感情密度的特点被肯定和再利用，或者说作为影像，它先是回归到了视觉符号本身，成为广泛象征义的能指，接着，又回扣了当代都邑人的情绪生活这个普适性议题。
回看电影版《小时期》的色调，我们大概须要承认，郭敬明亲自操刀的《小时期》影像本身具有一种怀旧的前瞻性子。在叙工作势上，该系列电影的每一部都以几分钟的影象回溯为开头，从《友情矢志不移》的歌谣、童年期的初识场景和中学校园运动会开始，到糖水片的大光圈和合营主题曲《韶光煮雨》食用的强MV质感文本，这一套商业片法则正是2010年代初延续至今青春题材影视的基本方法。创作者调用的校园活动、男女爱情乃至打胎故事都给人以烂俗不雅观感，但校服、球场、申报请示演出等视觉图像都不同程度上唤醒了青年人的社会主义教诲影象。这部分集体影象对独生子女一代而言，意味着进入社会单打独斗之前自身性情的组成过程，它既是《小时期》主人公友情归属的来源，也在影像层面构成了一组怀旧叙事的原型。
电影《小时期》剧照
然而，郭敬明并非执著于呈现社会人无法重返的、令人怀旧的中学时期，最令2020年代不雅观众回味无穷的，是影像里的“当下上海”，是思南私邸老洋房里奢华的欧式家装和顾里身上的时髦穿搭，以及西装革履性感男人和“时期姐妹花”之间掺杂了奢靡消费图景的爱恨纠葛。某种意义上，《小时期》拼凑了属于青年人过往的集体教诲和情意、属于青年人当下的新自由主义都邑生活伦理，二者对2020年代来说是能够按图索骥的共同履历。当代大都邑历久运转的浮华魅力被放大到极致，与之相反，消费主义和金融市场带来的负面资产被郭敬明处理成顾里与顾源的婚恋挫折，即“爱”的而非“经济”的问题、纯私人而非整体构造的问题，在突发大火这般南柯一梦的结局收束下，大众体味的是那个永久野蛮成长、永久有钱可花、又总是远在“未来”的小天下，如此映照真实天下的柴米油盐和各类危急，《小时期》就显得更为晶莹剔透、闪耀动人。
电影《小时期》剧照
以最经典的拜金台词为例，“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一盘散沙”在顾里的语境中指涉的或许是凡人弗成思议的经济根本，用经济条件筛选伴侣的择偶不雅观正是成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生活场域进行改造的产物，它深刻影响着近几十年中国人的婚恋状态。然而，金钱至上只是这句台词的一个面向，当它被网友部分解构，通过二创的小品或配音形式挪用到自己的生活语境里，就强化了当代主体通过“慎思”实现“选择与决策”的文化叙事——《爱的闭幕》的作者伊娃·易洛思认为，这类文化叙事昭示着当代人和社会环境及其自我相连接的基本模式。在此，金钱至上的择偶作为“制度化行动办法之一”的事实被淡化，作为情绪成熟、目标明确、自由选择的情绪体的女性主义话语则被突显，亦和“时期姐妹花，永久不分家”所传达的联络自主、对症下药女性共同体意识完成了一次“双向奔赴”。
[法]伊娃·易洛思著作《爱的闭幕》
怀旧“Y2K”文化中的未来主义，和这两年《小时期》二创的盛行，彷佛都指向了一个特定年代——新千年前后，和一种特定的青年自主定位——非主流但朝气发达的都邑人，这种气质或容许以用《小时期》里周崇光那句“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来概括。即是说，《小时期》虽笼罩着“灵魂尽头”般的悲剧感，但悲剧所映衬的是如星辰般闪烁的青年自主意识，它无比关注个体情绪爱恨，因“爱”的当代性进程使都邑人处在无序和不稳定的状态里，故并不认可社会发展的丛林法则，又使人感到谈谈情、说说爱、消消费是一件充满自由和希望的事，这也构成了它与九十年代“县城叙事”的差异，例如路内的“追随”系列小说、贾樟柯的影像和“新东北作家”的作品如《漫长的时令》。这些发生在千禧年以前的故事里，迂腐且静止的城镇景致和原地打转的普通人呈现出的是另一色调的生活。须要解释的是，这里所说的“县城”相较于明确的行政区域观点，更靠近城市与村落庄二元秩序下的修辞观点，它代表了频年夜都邑次一级的经济文化体验，这也是“新东北”以“共和国宗子”的怀旧属性超越狭隘的区域文学定义，得到叙事正当性的缘故原由。“县城叙事”在经济学上的沉重调性唤起了当代文学以“人文精神谈论”为中央话语的知识分子义务感，然而，经济困境越显著，它的正统地位就越明确，对都邑盛行叙事的质疑也便越尖锐。
电视剧《漫长的时令》剧照
在这个意义上，郭敬明的作品究竟是不是肤浅的、媚俗的，是不是消费时期的速朽产物，答案已不再那么主要。这个问题被抛出往后，一组被忽略、被颠倒了的因果关系更应该被重视：大概，正是由于《小时期》代表的都邑富余个体想象在当下很难被回应，故而只能被一茬茬年轻人不断定义为一种分开时期真貌的青年稚子病。
“上海故事”的分解和承续
除了对郭敬明本人和“青春疼痛文学”这一文类的争议，年轻人告别或谢绝《小时期》的做法还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即这个故事的发生地、被唤为“魔都”的上海，在近些年的文艺作品中，也和《小时期》里“最国际”、最吸引年轻人的大上海形象逐渐发生了背离。对读者来说，若何的上海才是真实的，若何的上海是真正吸引人的？上海的吸引力又存在颇为丰富的侧面，该取哪一瓢饮？这些问题导向了“上海故事”的分解和承续。
一方面，在王占黑、周嘉宁等书写上海故事的青年作家笔下，包括互联网社交、新的青年文化和主要城市事宜在内的世纪初全民影象都构成了怀旧叙事的基点。例如，在王占黑的《小花旦》里，“我”和小花旦一个来上海念书，一个受上海清闲开放的城市文化吸引，各自探索多元身份和由层叠街道、建筑、商铺构筑的市民生活，他们以不同的年事和阅历得到了精彩的私人体验，除此之外又同享着2010年世博会与吉祥物“海宝”的集体影象。外省青年和大都邑的关系不再是八十年代小说常有的“乡下人进城”和阶层落差中的“扎根”困境，而是穿梭在城市秩序和个人浪游之间的共生关系。一定程度上，世博会作为一个公共性的国际会事，唤起的是读者对上海乃至中国作为环球一员的整体性感想熏染，其背后是一套共享共治、带有公民色彩的天下主义理念。《小时期》里充斥消费符号的表皮化建筑、超一线的物质资源同样代表了上海作为天下缩影的一壁，但这一壁是货币市场与金融体系的运行，此二者便是王占黑和郭敬明调用怀旧话语发掘出的不同上海形象。
2010年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
周嘉宁的《浪的景不雅观》书写了一群无所事事的上海城市青年，他们在高考中败下阵来，但又对这失落败不以为然，怀着对生活最基本的探索激情亲切，在华亭路和襄阳路穿梭，在高速公路上不断奔跑移动，然后在迪美地下城建立了自己的地下外贸王国。《嫡派对》则触及了世纪初由地下摇滚乐串联起来的上海、南京、北京与台北小天下，互联网刚刚兴起，年轻人通过论坛和电台秘密地实现了自己的音乐联结。但这些作品里主角们的心态，已经不同于《小时期》里怀揣梦想渴望跻身国际潮流和前哨的都邑美人。当《浪的景不雅观》里自娱自乐的倒腾买卖发展出一笔大买卖后，青年们并不指望靠它暴富，成本争斗的涌现与市场的规范化也没有使他们感到绝望，告别成为一个具有展望意义的成年仪式。类似的，《嫡派对》里电台节目的改版意味着独立空间一定被商业市场吞食，那场盛大的夏季派对也终将结束，可主角们更乐意与浪同游。在小说结尾，周嘉宁写道：“我们朝他们挥手、吹口哨，我想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但实在我们都能听见那边，也传来欢呼的声音。”——彷佛仅仅随着海浪短暂共享这份流逝的时期景不雅观，便是一种值得庆祝的参与，而此情此景下的苏州河，抑或它所象征的千禧年上海，成为一段“微缩的好时期”的景不雅观。
如果说《小时期》的一把大火将青年人关于都邑生活的想象搁置了，姐妹情意与现实人生之间是郭敬明无法弥合的断裂感，那么王占黑和周嘉宁供应的上海形象显然并不富丽，也不险恶，反而作为精神食粮而言，是足以被普通平民咀嚼消化的。
另一方面，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和王家卫的电视剧版《繁花》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在2024年初引发了新一轮“上海怀旧”。比较前述的各个作品，《繁花》更为看重上海确当地情调和它与当代中国的整体关系，尤其是电视剧《繁花》着重展开的上海金融市场与深圳乃至喷鼻香港的经济交手，宝总面临的一次次磨练和博弈较为完全地复现了90年代的经济改革大事宜如特区培植、金融重修和浦东开拓，在“事物的出发点总是如此迷人”的判断里，“漫长的九十年代”展露其难以被闭幕的一壁。某种意义上，这个整体的而非碎片的上海也为郭敬明供应了叙事动力，已经有部分敏锐的豆瓣网友指出，王家卫的拍法，尤其是对上海繁华一壁的呈现办法，和《小时期》电影存在相似性，这个评价多少带有戏谑和批驳的身分，但即便剥离二者的影像美学意见意义，他们对上海形象的发掘也的确存在一种文学接力的关系。
电视剧《繁花》剧照
电视剧《繁花》的热议伴随着“颠覆原著”的质疑，这同样意味着大众对上海作为一座城市、作为一种生活腔调的不雅观看办法均发生了变革。而在客不雅观上，金融化的当代性想象已经和年轻人对上海的不雅观感存在出入。由此，“小时期”的谢幕，或“大事宜”的挥之不去，也都是历史协力的一定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