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万五买下一套四十平的屋子，一个人用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居住。2019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小城鹤岗一夕间成为许多人的神往。不少曾在北上广一线城市流落的年轻人带着家当来到鹤岗，看房、装修、养猫、独居，不再评论辩论过去。他们说自己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同事，不才午三点就入夜的那些冬日里，主动走向了一种近乎穴居的生活。
“鹤岗热”迅速在互联网上引起关注。当时进入新闻行业事情不久的李颖迪也把稳到了干系热点。
没想到不久之后，她也成了这波“逃走的人”中的一员。2019年，她曾抱着对新闻行业的激情亲切进入一家杂志社事情，仍旧相信新闻可以改变这个天下，至少，影响这个天下一点。她也曾写过不少当时“10万+”的深度宣布，可那段韶光，她总以为烦懑活。后来由于一些变动，她辞去事情，对与人打交道感到怠倦，想尽力割断与外界的联系。
直到疫情涌现，她不得不将自己真正封在家里，生活滑入了越来越深的不愿定。那时她一度想不通：“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想熏染到的是如此强烈的怠倦，以至于试图躲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2022年冬天，她动身去了鹤岗。
她在鹤岗度过了那一全体冬天。和所有逃去鹤岗的人一样，租房，生活，加入彼此以网名称呼的群聊。随着在这里的生活韶光的拉长，她的困惑逐渐转向：“选择”之后，人们的生活究竟是若何的？他们如今生活的办法里或许就藏着当年做选择前的答案。
这些经历终极汇成了《逃走的人》。直到离开鹤岗，李颖迪说她依然不清楚，逃离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摆脱重复与倦怠。但在那里，她感想熏染过人们交谈时的犹豫与沉默、面对经济压力时的回避，以及谈到未来时的顾旁边而言他。“当对韶光的感知仅限于期待一个无法掌握的未来时，勇气就会消逝。”
《逃走的人》，李颖迪 著，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4年8月。
两年后的这个秋日，我们在北京见到了从鹤岗回来的她。她又重新回到了过去的轨道，事情、写作、生活。我们聊起鹤岗的那个冬天，又谈到那个冬天的前后。面前的她频繁提到很多困惑，关于阐述，关于记录的伦理，当然也关于“新闻”本身。
她坦言，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革是那份心底的激情亲切逐渐从新闻转向了写作。这份转变的好与坏无从谈起，但光彩的是，它正通向一种更为踏实的平和，至少于她而言更有代价的写作。
在鹤岗买房，安“一个人”的家
“用一万五千元买下一套四十平方米的屋子。她把整间房漆成白色，卫生间装全透明玻璃门，不考虑磨砂，也不做干湿分离。毕竟，独居。”
动过“去鹤岗买房”动机的人，险些都曾看到过这条。
2022年旁边，这个故事曾在各大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过。新闻中匿名的26岁女天生了当时移居鹤岗的标志性人物，她从南京来到鹤岗，一万五全款买房，事情在线上进行，一个人生活，还有五只猫。
看到这个故事后，李颖迪第一次有了去鹤岗买房的冲动。她辗转联系到新闻中的这个女生，见面的邀约遭到谢绝，不过对方表示，可以聊聊，但只能电话。女生在电话另一端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大部分韶光待在家里画画，赢利，不太出门”。“我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没有同事，没有老板。”声音穿过电话线缓缓传来，李颖迪记得她当时无法判断这些话的真实性，只是有些疑惑——一个人真能完备分开人群吗？
鹤岗的屋子。（李颖迪摄）
在鹤岗，这便是大部分移居者的生活状态。早在2019年，鹤岗就曾因购房“白菜价”频繁上过热搜，也传出过外省年轻人去当地买房安家。但这些新闻当时并没有引起李颖迪太多关注，“他们到当地后还是和外界社会‘正常’地发生联系。这套‘买房’叙事实质上和大城市没什么差异，只不过鹤岗的屋子更便宜些而已。”
直到两年后，鹤岗涌现了一种类似“蛰居”的生活状态。在去鹤岗之前，李颖迪还去过很多类似的城市。“晚上坐车，途经城区大片的住宅楼，漆黑中只有零零散星三四户人家亮着灯。”房源空置导致当地的房价远低于市场均值，容纳了当今不少想去“隐居”的年轻人。
社交媒体上的这股移居潮火热地像极了一场高烧，持不雅观望态度的人大多在屏幕前窥伺，揣测着这场高烧什么时候退热。李颖迪笑称，去鹤岗的第一周她紧张是在“见同行”。鹤岗的火热吸引了各地媒体纷至，大部分接管采访的都是当地的房产中介，或者那些试图通过扩大影响力卖更多屋子的人。很多外地购房者是不愿意接管采访的。“我认识一个搬到鹤岗的人，后来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直接改成了‘不接管采访’。”
但对那些参与个中的人而言，这并不但是一次冲动的逃离。在同类隐居地中，鹤岗仍旧保有一种“城市感”。“市区的很多根本举动步伐比较完善。便宜的屋子很均匀地分布在城区各处。鹤岗离伊春等地也很近，大家可能会在夏天结伴去露营，冬天里去冰雪大天下。它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这也是为什么在浩瀚呈现的移居选择中，鹤岗会受到相对更多的关注。
李颖迪不雅观察创造，比较去云南大理安歇、或去巴厘岛等地当数字游民，选择去鹤岗“安家”的人也有着不同的寄托。对付险些每一个去鹤岗的人而言，“屋子”仍旧是最紧张的考虑。他们想要“安家”，得到某种秩序和掌控，只不过在鹤岗，安的是“一个人的家”。
小区里废弃的沙发。（李颖迪摄）
什么是“一个人的家”？
李颖迪描述说，去鹤岗的这群人大多都是按照“独居”在装修自己的屋子。“林雯的屋子花了六万块，一室一厅。她精心支配每个角落：客厅中间，浅棕色木质岛台放着一盘上个月烤的曲奇饼干；投影仪和屏幕——夏天，她开着投影仪看电影喝啤酒；插着赤色火棘枝的玻璃瓶；两把高脚木质长凳；藏青色羊毛地毯；沙发下正在散发热气的电热毯；挂在墙上的环形暖色台灯——鹤岗冬天寒冷，漫长，她以为暖色的光能让人好受一点。屋子里还堆着箱装矿泉水，盒装鸡蛋，新鲜芥蓝，透明罐装的辣椒粉、黑芝麻、腌鸡粉。靠墙放着一个四开门金属冰柜。厚厚一层碎冰包裹着批发的鸡叉骨，方便面，鸡排，半年前的冻米饭，还没发黑的土豆片，‘安井牌’鱼丸。”
在鹤岗，李颖迪去过很多人的家。每个人家里的风格都不同，险些一眼就能从装修中窥见居住者的性情。“屋子，完备成了自我的一种延伸。”她多次问过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不会在鹤岗待下去。”得到的回答险些都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这次见到李颖迪时，间隔她离开鹤岗已经由去了一年多。即便到现在，每当提到鹤岗，她还是会想起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在她去的那个冬天，下午三点，太阳就会落下，全体城市陷入沉寂。入夜往后，城市就没有什么生活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屋子里待着，等待天亮。“这里彷佛天然适宜过上穴居的生活。”
那段韶光，她记得自己有阵子也过得很恍惚。晚上时常失落眠到很晚，第二天醒来就快中午了，没过多久，三点到了，天又黑了……
“有时以为，一天彷佛只有三个小时。”
关系的解缚：逃离之后，会更自由？
“就像我从寝室走向客厅的脚步，走了很多年，我可以随便在客厅待多久了。”
失落眠，并不是到了鹤岗之后才开始的。
李颖迪回顾说，在真正下决心去鹤岗前的那个夏天，她就开始有焦虑症的症状涌现。“最初时常会心悸，后来严重时，整夜睡不着。”那是2022年，大环境和周遭的小环境都在经历剧烈的动荡。上半年她经历了几次“居家隔离”。她记得那段韶光她在读关于苏联的一部小说《排队》。俄裔美国作家奥尔加·格鲁辛在书中描述了苏联一次长达一年的排队事宜，“人们每天都在排队，买一件永久也买不到的东西。”
失落控感跬步不离。在居家的日子里，事情也处于不愿定中。“当时编辑部濒临终结，大家散落在不同地方，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子。如今回忆，她形容当时的自己全体处于一种“很混沌”的状态，“身体本能地想离开这个地方”。
冬天的白日很短暂。（李颖迪摄）
谈起这些，她都说得很抽象，没有太多展开。此时的她，也像极了她在书中写到的那群移居鹤岗的人，“人们不想评论辩论过去”。李颖迪说，后来去到鹤岗之后，她才更深地理解：“实在人在理性和逻辑上没有想清楚很多事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代替你的大脑做出反应了。”
在最初关注这群人时，她曾和编辑都困惑于为什么会涌现这样一种集体性的“社会感情”。去鹤岗之前，她曾在河南鹤壁见到一个“隐居”的男生，谈天中男生确实会频繁提到“社会化不顺利”，会一遍遍追问：“难道是我不努力吗？”在搬到鹤壁前，他做过很多事情，曾把自己所有的非就寝韶光奉献出去，换来一个月七千的收入。“但谈到家庭、亲密关系时，你能明显觉得到他是回避的。”到鹤岗之后，这样的回避更加明显。
“去概括他们的共性是很难的，做出这个选择的每个人都太不一样了。”那段韶光，李颖迪逐渐开始疑惑，当谈到外部成分对人的影响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人的很多履历会不会是有时的、随机的？”
如今盛行的一种社会学式的非虚构写作方向于从个体经历出发，凝练出一种群体性特色、构造性缘故原由，然而，这些总结在返回来理解个体境遇时，每每阐明力是有限的，乃至有可能导向对个体的暴力。这也是李颖迪终极想用一本书的体量去讲述的缘故原由，这之间还存在被忽略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不是社会学能办理的。“这彷佛是更偏文学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学的问题。”李颖迪说。
在鹤岗遇见的人当中，林雯是为数不多向她暴露过一部分过去的人。2021年10月，林雯从江苏常州搬来鹤岗，买下一间屋子改造成了外卖炸串店。在搬到鹤岗一年半后，林雯第一次回常州。而在她那次回家的第五天，李颖迪去常州和她会合，在她家里短暂住过几天。这些天中，李颖迪看到了鹤岗之外的另一个林雯。“这个家庭界线分明，彼此都当对方不存在。客厅是爸爸的，林雯在一个房间，妈妈在另一个房间。”同一个屋檐下，三个人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少有交集，就这么持续了很多年。
鹤岗的酒吧。（李颖迪摄）
林雯的母亲曾经受不了躲回外家，终极被外家劝回来，“女人嫁出去就没有家了”。自那之后，母亲再没有过离婚的动机，“万事忍着”，只管即便自己过活。林雯回家那几天，母亲伪装不经意给她发去一张相亲工具的照片。在此之前，林雯陆续被安排过二十多次相亲，大多时候，男方一上来就要谈生孩子。家里有些压抑，走出家门也并没有好太多。那几天，李颖迪随着林雯去看了她曾经做客服的园区。哪怕过去良久，林雯依然记得面前倒计时牌的压迫感——每个问题都要在十秒内回答，每个月都要拉考察表评比。
“从常州到鹤岗，林雯走出这一步要摆脱的是多么强韧的旧秩序：那座工业园区，那些敲打键盘的声音，那个没有声音的家庭，那张客厅里的沙发，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那些交易一样平常的相亲和婚姻。她要走出的是全体旧秩序对她的剖断和期望。”李颖迪以为，林雯的逃离更多是一种对“自我”的追问。
在鹤岗这波移居潮中，女性占到了相称大的比重。李颖迪从最初加入群聊时就把稳到，群里女生的数量比预想中要更多，就连中介都曾表示这些年到鹤岗买房的一半以上都是女生。搬去鹤岗的男性大多会提到自己是“社会秩序”中的失落败者，讲到自己没有办法结婚生孩子、没有女性看得上他们、赚不到钱、混不成人样。但女性不会讲到这些，她们只想来这里自己待着。李颖迪还创造，很多搬去鹤岗的男性不太会花心思装修自己的屋子，而女性和屋子的关系彷佛也更特殊。
逃离之后，会更自由吗？李颖迪说她到现在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她不雅观察到大多去鹤岗的人的确主动放弃、或者说降落了对建立关系的期待，人们彼此称呼网名，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很低。
“那里的小聚给人的觉得，很临时，就像在旅行中碰着的朋友。可能也有人聊得来，也会交付至心，但你明确知道，交付的至心很有限。每个人都随时可以收回。”但逃离这个动作，仍旧在很多时候里给人以喘息的空间。李颖迪记得，林雯在读完她的书后曾说：“就像我从寝室走向客厅的脚步，走了很多年，（现在）我可以随便在客厅待多久了。”
阐述的不可靠与非虚构的伦理
“我开始格外疑惑阐述本身的真实性。但人们讲述的办法，已经代表了某种现实。”
鹤岗的经历也让李颖迪对阐述本身产生过疑惑。
“之前的采访中，我也碰着过一些演出型人格，一样平常能够在对话确当下就觉察到这些阐述可能是或真或假的。”李颖迪回忆起：“当时，我在鹤岗碰到了一个女孩，关系很亲近。当我离开鹤岗后，她失落踪了，经由几个月的探求，末了在她的屋子里创造了她。后来我去找她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她的去世因，这时创造很多事实和她原来的阐述对不上。”如今回忆，李颖迪以为比较于讲了什么而言，对方怎么讲的更加主要。而人们讲述的办法，已经代表了某种现实。
卖房的电话号码。（李颖迪摄）
这本书出版后，李颖迪也和不同人再度聊起“关系”。只管“积极建立关系”仍旧以某种隐形的“政治精确”存在，但李颖迪说她内心深处还是以为，这实在很难。“到鹤岗的人们可能便是没有得到好的关系的机会。如果只是纯挚地倡导我们须要关系，这有些忽略了现实的困难。”至于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关心，她依然对此抱持疑惑。
这件事随之撼动的还有她长久以来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在传统的新闻采写中，阐述一贯是获取信息的紧张渠道，以至于人们越来越习气将阐述当成事实本身。这些年，自述体逐渐成为非虚构写风格行的阐述办法，当事人直抵内心的自我暴露无限拉近着读者与事宜本身的间隔，而阐述本身的真实性退至幕后。自述中的主不雅观感想熏染给读者供应了感情代价，得到的共鸣越广泛传播效果越好。至于当事人是否有代表性，事宜中有哪些成分当选择性淡化了，越来越不被把稳。一个精彩的、触动人心的故事更主要。
正如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与之干系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讲述。李颖迪在书中选择将这些来自不同人的描述单独列出，用双引号明确提示：这只是他们的讲述。对付阐述本身，李颖迪称她如今有了一些更多元的思考：“除非是我能核实的东西，我会相信这个是真的，会当作背景事实来写。但如果只是阐述，那么它须要分开文本单独涌现，不能和我的阐述混为一谈。”
除了阐述的真实性问题，更加困扰李颖迪的是“写作的代价”本身。她仍旧不愿定，是否该当把那个女孩的故事记录下来。说到这里时，谈天的节奏不知不觉在放缓，沉默的时候也逐渐超过被声音添补的时段。那时我意识到，我们都没有答案。
“我最近也在思考非虚构的伦理问题，毕竟我们始终在写的，是他人的生命履历。”这种无形的伦理包袱在李颖迪写作这本书期间，跬步不离。她说后来她处理的办法是，加入了自己的存在。“我写到我自己的感想熏染，我如何和他人建立关系，我与他人发生了若何的对话……当从我出发时，这里我没有什么包袱。至于写到他人详细的生活，那就逐个征得他们的赞许。”
但那个女孩不同。“虽然生前她赞许我写，我也给她看过，但在她去世后，我没有那么确定她还是否乐意被讲述。”李颖迪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道，关于去世亡，阐述的权力始终在生者身上。那些真正穿过去世亡的人，我们永久也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想法了。
雪地里的空椅子。（李颖迪摄）
归根结底，在李颖迪看来，这关乎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写作的代价”。“如果我们相信写作的代价，相信写作是呈现事实，那么这个女生的遭遇，乃至她去世后如何被对待，被忽略，无论是社会环境、公权力机构、家庭，例如，一个人失落踪了，身边的人想找她，却只有嫡系支属才能去备案。这些都是事实的一部分，那的确该当被写下来。在当下的社会，有人是这样孤独的去世去，这样孤独的存在，这是被主流忽略的暗面。”
“但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斯人已逝，我们永久无法得知逝者的真实想法，更无从评判干系阐述是否准确。”曾几何时，“新闻的公共性可以压倒个人性”曾险些是业内的共识，但这些年，随着新闻事宜中公共性的减弱，大部分时候宣布讲述的便是每一个详细的普通人。那么在个体详细的感想熏染面前，我们又该怎么理解所谓的抽象的“公共性”？李颖迪说，这些困惑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办理，大概只能交给韶光。
书中的受访者之一申牧后来去豆瓣留言，称自己已经结束了这种蛰居的状态，但如今回看还有些恍惚——“过去几年的履历变成了某种琥珀一样的东西，被凝固在那个地方。”看到留言后，李颖迪以为有些被宽慰，“大概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代价所在——把人在某个阶段的状态凝固下来。写这本书，便是凝固一段履历，仅此而已。”
离开鹤岗之后：从面向外部到面向自己写作
“后来逐步地，我的激情亲切就从对新闻转向了对写作本身。”
这些困惑，李颖迪说她在当初刚“入行”的时候都没有。
2019年，李颖迪结束新闻专业学习，刚毕业就进入当时一家以特稿出名的团队。那时的新闻专业还不像本日这样被唱衰，“新闻空想”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名词。她曾自费去了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面访了曾在《南方周末》事情过的三十位媒体人。一篇《此间的南周》一万七千字，讲述1984年至2013年间《南方周末》的演习生群像。写作这篇文章时，她读大二，在象牙塔里隔空碰杯了围墙之上的“南周精神”。
毕业之后，她如愿做了她曾经很神往的事情，写了很多当年“10万+”的文章。可是那段韶光，她总以为烦懑活。2018年，她演习的编辑部在北大开了场分享会。分享会上，她回顾自己去采访的几次经历，选题会上的受挫，以及如何调试所谓的“落差”，如何一点点去“够”那个无形的标准。那次分享会的实录中，除了她之外，还有两位刚出校园的也表达了类似的“恍惚”。个中一位谈到，“这确实是挫折式发展”。
时隔几年重新提起当年的这段回顾时，李颖迪说这留给她的更多是反思。“当时的那种氛围实在是很暴躁的。很多人都寄希望于通过某篇稿子成名。尤其后来我创造，很多人也的的确确把这件事当跳板。人们也谈新闻空想，但实在真正在意的是通过新闻获取声名。当有一个现实层面更大的诱惑涌现，或者说所谓更好的选择时，有人绝不犹豫就投向了那些东西。” 李颖迪说，初入媒体时，她对这些并没有预期。
马场。（李颖迪摄）
这种“暴躁”也渗透在那些年的特稿创作中。“那几年，行业内部主流的风潮是把特稿当作产品。各家希望找到一个‘最主要’的题，投入大量精力在一篇稿子上，均匀要改七八遍。但个中当然可能会有公共性的一壁，但主不雅观动机也不可忽略。”李颖迪说：“当时在很多公司看来，便是为产品做事的，全体团队的氛围是更想打造一个好的产品，不太考虑写作者的感想熏染。这种办法实在很损耗人对写作本身的激情亲切。”
个中的模糊之处还在于，没有人公开说这是“产品”。它依然包裹在空想的外壳之下。“实在现在回忆，这种创作模式和互联网公司的产品逻辑没什么差异。个中的不同只是，互联网员工知道这件事，但那时刚入行的写作者不知道这件事。”李颖迪以为，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性的真精确立，并不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
同样被过滤的，还有事宜当事人的感想熏染。当时的写作看重挖掘个体的繁芜性，而当繁芜性被持续放大时，实在短缺对这种繁芜性的当心和反思。“如果只写繁芜性，而不去看背后的更深的缘故原由，这样的繁芜性实在是很浅薄的。以及当我们拿这样的繁芜性去核阅生活中的所有细节时，不论是你还是我，我们的生活都经不起这样的核阅。”
李颖迪以为，如果是现在的她再去采访一个人，创造了这个人的一些暗面，她可能不会写在稿子里，“那可能会侵害他（她）”。“如果这件事真的让我有那么强的共振，让我有那么强的希望去理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我更乐意放在虚构中写。”毕竟非虚构，始终面对的是一个人。
在李颖迪看来，以新闻写作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是包含在写作之中的。“新闻本身有一个宣布的框架，即便有某种繁芜性，但仍旧会有一个主线，要提炼某种意义。而现在我加倍以为，这些对我来说不那么足够了。当我们对一个人的人生、他所经历的事情给出诠释时，这种诠释本身不一定是绝对的。”谈到这种转变，李颖迪说：“我如今更乐意只是呈现他经历过什么。这是我更想实现的东西。”
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向，不但是写作形式上的变革。对付李颖迪而言，这更像是她与写作关系的一次调度。她坦言这些年她最大的变革之一是，她的激情亲切逐步从新闻转向了写作本身。“当我意识到我在写一个东西，我乃至不在意到底有没有人看，或者说不管有没有人看，我都要写的时候，这样的写为难刁难我而言是更有代价的。”
薄暮的树林。（李颖迪摄）
从鹤岗回来之后，李颖迪逐渐创造，通过写作可以缓解很多痛楚。写作像是“去鹤岗”一样，都成了精神上托住她的东西。她最近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是一把刀》，在书中，埃尔诺谈到，“保全在一个社会里、在特定时间我曾参与、承载和见证的人与物，让它们不被遗忘，是的，我觉得这是推动我写作的最大动力。正是通过这种办法，写作是一种也能保全我自己的存在的办法。”
大概，在当下，写作是个体保全自我的一种办法。
仅此而已。
但也足够了。
作者/申璐
编辑/荷花
校正/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