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丨萧清著中国古代泉币史何平荐

重版序言

1991年我从中国公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在财政金融系所属金融教研室任教，接替时年65岁刚刚退休的著名货币金融史学家萧清教授，主讲《中国货币金融史》课程。
实际上，在我主讲本课程和萧清教授放下教鞭之间的一年，这门课程约请了中心财经大学金融系的许慧君教授主讲，而她正是先前在萧清教授处学习发展起来的货币金融史学者。
2008年萧清师长西席仙逝，迄今已经离开我们15年。
萧清师长西席的专著《中国古代货币史》，自1983年由公民出版社出发发行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产生了长期而广泛的学术影响。
本日，萧清师长西席的这本心血之作即将由东方出版社重版，为让读者对萧清师长西席及其学术造诣有一个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作为萧清师长西席创设的《中国货币金融史》课程接任者，在此试就萧清师长西席的平生、学术造诣，做一个简明的先容和总结，并就货币金融史的学科意义，谈一些粗浅的意见。

萧清教授，原名萧启厚，曾用名萧棐忱。
自己的个人履历里，萧清师长西席自称出身于商业成本家兼地主，这是他在后来的历史政治运动中须要不断反省和澄清的事变。
江苏省徐州市人。
1925年8月生于江苏徐州。
1933年1月在徐州学堂就读。
1935年2月至1936年7月在铜山县实验小学学习。
1939年7月，徐州先启小学毕业。
1942年7月，徐州淮海中学初中毕业。
1943年1月，南京中心大学附中高一求学。
1944年7月，徐州昕昕中学高中毕业。
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一年级。
此后抗降服利及交通壅塞，休学回徐州老家。
1946年9月至1948年9月，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2-3年级就读求学。
1946年9月至1948年11月，北京、天津养病。
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一部27班学习。
1949年3月至1950年2月，正定、北京，华北大学，担当副队长等。
1950年2至1950年9月，在北京中国公民大学，成为财经研究室研究生。
1950年9月始，任中国公民大学教员。
1955年至1957年，任货币教研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8年，在北京，下放到丰台区红五月农业社参加劳动。
1958年10月，任中国公民大学财政银行教研室主讲教员、讲师，直至1970年2月。
1970年2月至1972年11月，在江西余江人大干校度过一段分外岁月。
1973年至1974年5月，划归北京师范大学（代管）事情。
1974年5至1978年7月，又任职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1978年9月，中国公民大学规复后，重回人大财政系任讲师，1980年任副教授，1986年任教授。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有部分课程采取英文原来教材，由外国人或华人西席用英语教授。
当时英语程度能读书，听课，可用英文作练习及考试答题，英语根本较好。
1948年12月在河北正定参加革命事情起，萧清师长西席边事情边学习。
在当时统统向苏联学习的形势下，萧清师长西席与黄达师长西席等一道，重新学习俄语，及时用于听课和翻译。
1952年公民大学考试获三等奖，试译过专业文章曾油印，并收入教研室编的译文集中。
措辞演习和学科积累，他成为学系主力的专业主讲西席。

从中国公民大学开办的1950-51学年第一学期至文化革命前，先后在本科、专修科、函授等讲授过《成本主义国家货币流利与信用》，《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学》，《短期信用组织与剖析》，《信贷组织与操持》，《信贷与结算组织》等课程。
讲授工具包括：本科、专修科、函授生以及外国（朝鲜、越南、美国、非洲等）留学生。
期间，与黄达师长西席等一起编写《货币信用学》（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1959）。

文革后期，萧清师长西席紧张致力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事情，为他后期的传授教化科研生涯聚焦于中国货币金融史和货币思想史积累了丰硕的学术资源。
其紧张成果包括《北京的公民金融奇迹》（北京出版社，1962年。
专著，全书约10余万字，执笔约6-7万字，并卖力全书笔墨统一事情）；《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
古籍整理，全书15卷，约100万字，8人互助完成）；《管子经济篇文注译》（江西公民出版社，1980年。
古籍整理，集体著作，本人参与三人统编组事情）；1978-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操持项目《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公民出版社，1980。
撰写《盐铁论》《钱神论》等10条；作为《辞典》编审组成员，参加该书《中国经济思想史》篇的统编及修正事情，本人为巫宝三任组长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编审组的成员，并担负较多主要词条的撰写事情）。
参加1981-1985年国家科研操持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作为为巫宝三为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分支的编审组成员，并担负本学科分支及《中国经济史》学科分支的一些主要综合性长条款标撰写事情，诸如《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国古代货币拜物教思想》，《中国古代货币》，《中国古代纸币》等条款。

在这些学术成果的根本上，萧清师长西席在中国公民大学复校后，就从事《中国货币史》和《中国货币思想史》课程的培植和传授教化实践中。
从1981年起，《中国货币史》为人大及分校的金融专业开设，这是一门新课，为中国公民大学建校以来首次开设。
从当时全国高校范围看，对这门课程，贯穿古代、近代作通史性的讲授，也应是仅有的学校。
边传授教化，边撰著，萧清师长西席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货币史》、《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两本专著。

在《中国货币思想史》方面，师长西席首先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积累素材。
从社科院经济系首届研究生起，历时五届，每届讲授2-3个不同的专题，诸如《春秋时期的经济思想》，《<国语><左转>的经济思想》，《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中国古代的货币拜物教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拜物传授教化说》等。
这些专题，都是过去人们未曾讲授过的新专题。
在此根本上，萧清师长西席撰著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公民出版社，1987年），并据此给校内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货币思想史》课程，直至1990年退休。

《中国古代货币史》和《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是萧清师长西席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个人学术专著。
这里仅就《中国古代货币史》一书谈些读后体会。

《中国古代货币史》于1982年由公民出版社出版。
在学科性子上，本书关涉的领域，包括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货币学、金石、泉币学等各方面知识的边缘学科。

作为多年心血结晶和学术积淀的《中国古代货币史》，是萧清师长西席最为看重的两本著作之一。
正如师长西席自己所说，本书具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接管了30多年来我国考古发掘事情的成果，利用大量出土实物和发掘报告作为印证，对古代货币史上一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剖析、研究，提出了新的不雅观点和意见。
既如第一、二章对付文献无征的早期货币史，纯粹利用考古材料来重修当时的货币表现，展示天然海贝的创造，金属货币的来源和最早的历史演进，末了形成春秋战国期间的刀币、布币和蚁鼻钱的三大货币体系，构建货币的区域格局和时期变迁。
也如第七章与北宋并行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由于传统修史的粗疏，当时的货币及其流利难以凭借文献知其原委，萧清师长西席便充分利用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掘报告来构筑当时的货币图景，特殊是论述辽朝的货币部分。
（二）针对多少货币史上迄今未有定论的问题，诸如中国货币的起源、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确立于何时、以何作为标志，黄金的古代流利、衰落以至退出流利的缘故原由？唐宋期间的“钱荒”，即封建社会经济下的货币危急问题、古代纸币的产生、发展和理论、白银流利与我国成本主义抽芽的关系等等，都重点的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地和意见。

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认为，此书“功力深，不雅观点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副研究员则认为此书为中国货币史的研究“为大家开一新路”。

巫宝三师长西席指出，该书“联系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来稽核各个历史期间货币制度和货币流利的情形，这样，既能解释货币制度和货币流利发展变革的缘故原由，又能表明货币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浸染。
以是，这一著作不但为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供应了基本材料，并且也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做出了贡献。
”

在时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的上海财经学院教授胡寄窗师长西席看来，萧清师长西席的《中国古代货币史》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多学科学术研究成果，“此书具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第一因此马克思主义不雅观点为辅导进行剖析，特殊是在此书的绪论中对中国四千年来货币流利的历史发展过程，利用历史唯物主义不雅观点进行了少而又明确的概括剖析。
故此书可算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货币史。
第二因此大量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外新出土的货币文物为佐证，把本书的剖析提高到一个新的而又更为可信的水平，例如，对古代刀、布、蚁鼻钱等的流利区域的较准确的论证，即为以往此类著作所不及的一例。
此外，此书对我国最早行用的纸币—交子产生的根源，唐宋时期涌现“钱荒”的缘故原由等也提出了著者自己的独特见地。
”

这些学术前辈的见地，十分中肯，突出申述了萧清师长西席的学术贡献和本书的特色。
师长西席的著作已经问世40年，而在学院我执教也已32年。
结合我的传授教化和科研经历，重读萧清教授的这部代表著作，感慨良多。

（一）文本转换的时期性。
萧清师长西席写作《中国古代货币史》时，大多原始文献尚未整理正式出版。
他的作业方法，是从线装古书一字一字地摘抄卡片，自己标点引用。
我们知道，这种根本的文献网络和抄录事情，本日已经为扫描和照片所取代，速率自然很快。
就本日出版征引的页码哀求而言，师长西席的征引去世难知足出版的哀求。
这是当时文献状况决定的，当时的原始文献版本难以统一，多为黄旧的线装书，许多货币类古书极少翻阅，不少布满灰层。
资料的阅读，选取和摘抄，这种苦力的活动，完备靠学者自己的低级劳动处理。
不过，这也给他们镇静思维供应了机会。
本日算轻的学者征采资料和信息，只管速率快捷，但是语义不清，断句不明，没有把握文献原有基本精神和内涵的所在多有。
这些事情由于技能的进步，节省了耗费的韶光，加快了速率。
但也由于没有抄录时的细细品味，抄录前的精心选择，使得年轻一代的行为办法也显得跳跃轻忽，学术文稿的写作蜕变为既有学术文献的剪裁洗稿或散文创作。

萧清师长西席那一代人，正式不计名利，在那种“慢，思考”的平心静气中，将没有标点的线装书转换为当代措辞的隽永笔墨。
通读本书，资料翔实，措辞精到准确，当代措辞的准确表达和原始文献引证笔墨实现无缝结合。
让该书读起来既轻快自若，又易于把握不同时期货币形态的特色、货币制度的特点、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以及货币研究的趋向和规律。

（二）理论解读的思想性。
诚如胡寄窗所说，萧清师长西席的这本专著，不是像旧式著作进行大略的资料罗列。
他是在新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多年讲授金融理论干系课程，把握基本的经济金融观点及其框架，就中国古代的货币征象、货币活动、货币制度变革的动因及其演进规律进行的透彻剖析。

这里仅举出一例予以解释。
关于王莽货币改革的历史教训的剖析（拜会本书第148-150页），师长西席首先从时期变迁和技能进步，指出了王莽将历史上已经淘汰了的货币形态龟、贝重新纳入货币体系，导致悲剧性结局的一定性。
币材演进和货币铸币技能的发展，一定提出新的时期须要，货币形态的选择是技能、不雅观念与制度同步发展相互浸染的结果。
第二，就王莽货币改制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而言，由“五物六名”（五种货币材料，六大货币系列）组成的“宝货制”，毁坏了货币作为代价尺度唯一性的基本原则。
而各种各等货币之间比价不合理，并非犹如本日纸钞一样的面额关系的货币条件下，显示出在货币定值上的随意性和名目主义，一定失落去公信力。
第三，王莽的货币复古改制，在阶级内容和内容上来看，“则是对广大公民、也包括对一样平常地主和贩子所进行的最露骨的搜括与剥削”。
（见本书第149页）王莽一共4次货币改制过程中，发行虚价货币是每次改制的共性，废弃旧的货币之时，不讲求新旧兑换的善后事宜，每一次改制实际上都是对货币持有者的一次剥削。
这些剖析和论述，充分表示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娴熟利用，鞭辟入里，克中肯綮。

（三）学术追求的科学性。
萧清师长西席这本专著，只管少有辨析的措辞，多为平实正面的论断，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对既有的各种研究文献进行深入剖析和比较选择根本上，才做出自己的合理判断。

这里不妨以“柜坊”的性子和交子的起源为例来看萧清师长西席的论述。
我们知道，在唐代，柜坊是人们储藏铜钱的机构。
日本学者加藤繁和日野开三郎都从西方的履历出发，大胆推测宋代“柜坊”开出“钱票”，是“纸币”出身的源头。

戴裔煊师长西席在成稿于1942年前后的专著中，对加藤繁关于交子起源于柜坊的不当判断，进行了翔实有力的辨析（拜会戴裔煊著《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第94-96页）。
明确指出，第一，柜坊在北宋时仍存在，且甚普遍。
第二，经营柜坊之人，非无赖恶少，则贪官污吏。
第三，柜坊经营之事，类多违禁，如相聚蒲博，屠牛戮狗，私销铜钱为器用杂物，乃至以柜坊为禁房，擅行禁锢人犯。
第四，由于柜坊所营之事，类多不法，以是自宋太宗以至徽宗，屡下诏严禁，不许开设。
以是，“谓交子渊源于柜坊之票据，谓柜坊发展而为交子铺，实似是而非，不能令人置信。
”

他经由深入剖析文献，明确指出，“交引交子实皆同有取于唐代飞钱法。
《宋史食货志》所言，未尝有误。
北宋初之便钱务，即循唐代飞钱之制。
《通考》卷九《泉币考》太宗至道末（997）贩子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真宗天禧末（1021）增一百一十三万贯。
飞钱奇迹，日见发达，为蜀中交子所取法。
若谓取法于悬于厉禁之柜坊制度，虽至愚亦未敢信。
”（同上，第96页）。

加藤繁在1945年《交子的起源》的修订补注中，改正了它原来关于“柜坊”性子及交子产生于柜坊所开“钱票”的判断。
他称：

在昭和5年（1930）最初揭橥这篇论文的时候，认为“使交子产生成为可能的，是有以存放他人财物为业的贩子的存在以及对他们的信用的形成”，由此推论，从益州的人户接管钱财的存放而发行交子的富商，是柜坊，交子最初大概是柜坊的存款证明，往后，又考虑这种情形：进入宋代后，柜坊堕落了，因此，真宗时，益州究竟有没有柜坊存在，不得其详，而且，纵使不是柜坊，只要有信用的贩子，也可以发行交子，于是，在昭和12年（1937）东洋文库的讲演（《中国纸币的发展》）中，就撤回前说。
在这次整理时，削去了柜坊说，改写本钱文（昭和20年[1945]7月记）。
（[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下，第441-442页，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版）。

加藤繁还在《柜坊考》一文中，详细剖析了唐代的“柜坊”，发展到宋代，性子发生了根本蜕变，以与《交子的起源》一文保持同等。
指出：

“宋代的柜坊，成为赌场一样，以它为据点，做各类的坏事，就地方行政上来讲，柜坊成为专门禁止和约束的工具。
这大概是到了宋代往后柜坊的业务逐渐堕落的结果。
”（前揭加藤繁书上册，第413页）。

然而，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他称:

“柜坊大概是中国银行业的开端。
如果柜坊顺利地发展下去，的确可以成为银行，可是它不幸短命了，于是银行业起源之名为贵金属贩子霸占。
在中国的制度和习气中，有很好的性子、很好的性能，而中途可惜消灭掉的东西，不在少数，柜坊也是个中一种。
”（[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册，第426页，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版）

这里仍旧残留着大胆牵强论述的痕迹。
中文版此文后面注明的揭橥韶光为大正11年（1922）12月《东洋学报》12期第4分册，以“柜坊”认识的改变而论，这令人疑惑，应该是在戴裔煊师长西席主见的类似不雅观点涌现后，加藤繁才做出了相应的改正！

针对“柜坊”的性子，萧清师长西席在大家手里的这本著作中，明确地说，“唐时经营存款或保管业务的柜房，大概到宋代已经衰落或变质。
由于，宋代的文献虽然仍可见到柜坊的名称，但性子上已不再是金融奇迹。
”（本书第341页）。
他没有一个字的辨析引证，但是我们笃信，这种大略准确清晰的判断，是在详细地阅读既有文献进行合理辨识的根本上，方才做出。

末了，我想就作为方法的货币金融史的学科意义谈点意见。
历史是对过去人类实践活动的记录，而各个详细学科的历史不仅是在学术史上具故意义，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行为指南，对付从事当代学科的人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由于人类行为办法的相似性，过往人类实践活动的履历和教训，在不雅观念和实践层面，既为本日的政策设计供应想向的深度和广度，也为实践活动供应行动的逻辑。

第一，思维逻辑的借鉴意义。
政策目标是由政策制订者的认识深度和思想不雅观念决定。
历史上特定的货币形态选择和货币制度的决议，是当时政策制度者思想不雅观念的表示，进而表示出当时社会经济形态的整体特色。
地中海为中央的贵金属货币发展道路，是在地中海各城邦国家以国际贸易为紧张贸易内容的环境下的货币选择，这就必须超越由特定政权的政策意志决定的卑下金属铸币，选择具有天然上风的国际货币特质的金银。
而在传统中国，铜钱紧张做事于具有广大地域的海内贸易，而且紧张用于日常支付，由中心政府垄断铸币权。
这既是政府管理的工具，也表示出专制政府的统制经济以役使民众的意图。
总之，货币史上货币形态的变革，货币制度的改革，表示了统治者关于代价基准的追求。
这里反响出政策制订者是遵照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哀求，还是纯挚从稳定统治出发，仅仅关心社会牵制和统治利益，这样两种不同的代价取向。
对付分辨本日货币行为的取向是否合理，货币史无疑是不断以过往的事实供应检测坐标，让我们不断优化自身的代价基准。

第二，行为逻辑的借鉴意义。
已经由去了的货币形态的选择和货币制度，本身已经和本日面对的现实完备不同。
但是，过往历史过程和实践中人们面临的货币困境和行为逻辑，与本日有极为相似之处。
这是本日行为的主要指南，可以帮助我们纠正政策意向的指向。
今年是人类最早纸币成都“交子”出身1000年，我们正在借此举办纪念活动就“货币形态和货币实质”进行全方位的稽核。
“交子”出身在人类货币文明史上，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使货币的代价从依托币材或实体物资的代价，向符号化货币的技能和制度的代价坚持转化。
这里，光鲜地表示出技能、不雅观念与制度耦合改进，对新型货币形态出身的意义。
反过来，又让我们思考每一个时期的新型货币形态，其后相应的技能、不雅观念和制度的实际内容和相互浸染，以及这种货币形态可能的功能边界。
但就“交子”的民间自发产生和向“官方交子”转化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出本日“央行法天命字货币”的理据。
民间交子是在北宋益州民间不满于政府的铁钱政策的自律创造。
然而，依托于民间熟人社会和社区信赖机制的民间交子，由于发行者受制于自身荣衰的“生存约束”，让利用者常常处于丢失的风险之中，末了不得不依赖1023年益州交子务的设立发行官方交子。
只管历史期间官方交子，由于政府的失落职和抢夺意图反复失落败和退场，但是，只要在超越社区和熟人社区的范围内发行和纸币，就必须依赖公共权力和全国性法律。
正是“交子”的演进历史，清楚地见告我们，单个公司的数字货币只能是社区货币性子的东西，而不可能成为全国统一的代价尺度这样的真正货币。
当代问题办理的历史方法，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行动逻辑。

利用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和思想资源重修货币金融理论，是中国货币金融史研究的终极目标。
萧清师长西席的著作为我们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供应了主要的阶梯。
自从1991年7月就职起，直至师长西席2008年仙逝，每一年的春节前后，我都到东城红庙北京经济学院家属院探望萧清师长西席，虽然曾以学院任务的名义，但我总是以学生和接棒者的姿态，体验萧清师长西席的关照。
他晚年阅看大字体《参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萧清师长西席这本主要著作重版之际，特写上以上笔墨，向萧清师长西席致敬！
同时，也特殊向读者推举这本好书，这是充满丰硕知识和中国实践聪慧的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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